1773年之前，英国东印度公司针对中国的鸦片贸易，时而为之，但是他们随即选择了阻止。因为这种非法的贸易影响了他们在中国正当的茶叶贸易。为此这家公司设在广州的代表处曾经向新的印度总督哈斯丁斯发出请求，停止从印度的鸦片贸易。后者在1773年表示同意，他说，鸦片是种毒品，不是生活的必需，不应该被允许。

　　但是随后，这位英国绅士的理想主义很快让位于财政和政治上的现实需求。白银已经在美国的革命中消耗一空，而那时西班牙与反叛的殖民地结盟，英国人再也拿不到可以变通的货币购买茶叶。

　　在哈斯丁斯禁止鸦片贸易十年后，他开始矛盾的放开了鸦片贸易。1782年，他允许用两艘船出口了3450箱违禁鸦片。其中的一艘到了澳门，而那时候鸦片在中国还找不到热切的买主，这个国家还没有上瘾。而这个上瘾过程只用了15年，18世纪的最后十年，每年从印度销往中国的鸦片约为2000箱。到了19世纪初，英国每年开始向中国出口的鸦片达到了4000箱，为此后者每年将为鸦片支付250万两白银。

　　在18世纪的最后一个年头，中国政府意识到了鸦片的严重性，开始强烈谴责了这种贸易，朝廷的告示写道，外国人显然赚取了丰厚的利润和好处，但中国人购买这种毁灭性的毒品，的确可恨可憎。

　　19世纪的前二十年，吸食鸦片上瘾的人数在中国增长缓慢，这一时期每年5000箱的贸易，正好与英国对于茶叶的需求维持了一个微妙的平衡。

　　随后，英国的技术革新彻底打破了这个平衡。前一个世纪蒸汽机的发明，导致了市场上大批机械化棉纺品的出现，剩余产品倾销到英国殖民地印度。为了为不断增加的棉纺品买单，印度人开始疯狂的种植、出售鸦片。

　　一个新的三角贸易链开始形成，在这个英国、印度与中国的三边贸易圈里，东印度公司的货船依旧充当着载体，他们从英国装上制造品，运到印度卖掉，再装上印度盛产的鸦片，然后，运到广东沿岸，把鸦片在中国卖掉，换成茶叶、丝绸，装上船运回英国。

　　一个新的东亚贸易的旋转木马自此启动，也随后拖垮了中国。

　　茶的战争

　　1793年马戛尔尼爵士，带着乔治三世的使命出使中国，他希望在北京建立英国使馆，以便英国船只获准在广州以外的港口停靠。在当时，广州还是中国唯一一个允许外国船只停靠的港口。这个人满为患的地方，让英国人感到局促，他们试图打开更广阔的中国市场，以便销售工业革命带来的巨大剩余价值。

　　他们甚至打算为此放弃不道德的鸦片市场，他们授权马戛尔尼爵士可以终止英属印度出口到中国的鸦片贸易。前提是中国打开大门。

　　马戛尔尼的东方之行最终因为一套滑稽的客套礼仪而破产。公使团一行花费了8万英镑，中国也丧失了最后一次主动开放的机会。马戛尔尼两手空空的离开中国时，对这个国家做出了片面的评价，他认为这个帝国老迈、疯狂，已经漂泊无依，最终将在岸边撞成碎片。

　　25年以后，1816年第二任英国公使安赫斯特再度访华，他依旧在礼仪的问题上碰了钉子。最后，这个英国公使离开中国的时候，甚至没有和中国的皇帝见上一面。

　　这期间，英国驻华商人与中国政府之间的关系继续恶化。

　　到了1833年，英国议会废除了东印度公司的在华垄断特权，所有的英国商人都可以经营对华贸易了。那一年，出口到英国的茶叶增长了4倍，为平衡茶叶贸易的鸦片也极具增长，数字一下子飙升到3万箱。

　　这个数量的鸦片对于中国的毁灭性影响怎么说都不过分。那两年，武夷茶的出口达到了顶峰。茶叶换回的不是白银，而是鸦片，在中国，鸦片的流通程度已经赶上了之前白银。

　　1840年的那个4月，部分中国人试图中断那个不道德的鸦片贸易链条，而他们看到的也只是贸易链条中的一部分。英国人对于中国茶的兴趣已经成为习惯，而他们手里当时仿佛也只有鸦片能够维持这种习惯。英国货在中国依旧没有市场，这仿佛更是关键。

在第一场春雨后，茶农们忙不迭地将最鲜嫩的三片茶树叶子摘下，一场战争也自此打响。